草堂闲思：杜甫也很“狂”

　　成都杜甫草堂里的杜甫塑像。新华社资料图

　　作者：皮曙初

　　公元759年，杜甫颠沛流离，走陇右，穿剑阁，到了时人向往的“天府之国”成都。他以为找到了栖身的归所，于此定居，筑草堂，赋新诗。后人常说，成都给了杜甫安宁与灵感。然而，当我漫步于成都杜甫草堂，看着当下的繁华与历史的宁静相伴，不禁心生疑惑：成都的安逸闲适给了杜甫内心平和，可他为什么在已是老病昏聩的暮年，毅然拖家带口，下三峡，出夔门，向着楚山湘水奔赴？

　　及至从他的诗歌人生中探寻答案，我才明白，杜甫的内心，并非完全如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，沉郁、顿挫，冷峻、理性。和李白一样，杜甫也有着狂放的理想、狂傲的人格。

少年杜甫“裘马清狂”

　　今年正月初三，正是蛇年新春氛围浓郁之时，成都杜甫草堂里熙熙攘攘，游客们扶老携幼，争相挤到大廨、诗史堂的铜像前摸一摸杜甫的胡子，或排着长长的队伍涌入简陋茅屋一睹草堂生活陈设，或在碑亭、花径、影壁等各个打卡点拍张照片，或在溪流边、喜雨亭不自觉地张口就来一首杜诗……杜甫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“懒惰无心作解嘲”的白茅草堂，会在千年后迎来如此繁荣喧嚣的景象。

　　时光倒转至公元765年，也是乙巳蛇年，也是正月初三，53岁的杜甫独步草堂门前溪流竹影之间，心中满是欢畅自在，但也不免落寞感伤。他写下一首《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》，将眼前一景一物细致描绘下来，也将自己年逾半百的人生感叹融注其间：“野外堂依竹，篱边水向城。蚁浮仍腊味，鸥泛已春声。药许邻人?，书从稚子擎。白头趋幕府，深觉负平生。”

　　此时是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三年。这年春节，杜甫必定是在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绪中度过，生活窘迫与“白头趋幕府”的两难让他纠结，但是不负平生之志的执念让他作出了选择：正月初三，他辞别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府，回到郊外草堂，与妻小和邻人们一起过上清贫却恬淡的田园生活。

　　今天的杜甫草堂是成都游览胜地，即便在数九寒天，也是松竹苍翠、樟榕墨绿，一株株梅花竞放浣花溪旁，落英浮缀水面，锦鲤游弋其间。而在杜甫的年代，草堂位于锦城西郊，邻人村头栽花种药，稚子溪边垂钓问书，或许更有一种朴质纯然的美好。所以我以为，“正月三日归溪上”，是杜甫版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选择。

　　这一年的五月，杜甫带着家人离开成都，“转作潇湘游”“残生随白鸥”，踏上了青年李白出川时曾经走过的路线。

　　人们常用“奔腾激越”与“浩荡深沉”来形容李白和杜甫，一个是大江奔涌，一个是静水流深，一个是“谪仙人”般的道家文化人格，一个是儒家士大夫精神楷模。在杜甫眼中，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，李白是狂放的，卓尔不群，超越世俗。而在李白笔下，“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”，杜甫是一位头戴斗笠、身形瘦削的苦吟诗人。

　　然而，李白或许并不知道，在二人洛阳相会，携手畅游梁宋、齐鲁，一同访道寻仙、畅饮赋诗之前，年轻的杜甫内心的狂放与豪情，并不逊于自己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李白恃才放旷，自称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”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”。而杜甫在其暮年所作“自传体”长诗《壮游》中，自称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”“往昔十四五，出游翰墨场”“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扬”。一个自视可媲司马相如，一个人称堪比班固扬雄，二人均可谓早慧聪敏，心高气傲。

　　叶嘉莹认为，凤凰出来是天下太平的象征，杜甫七岁写诗就“咏凤凰”，从小就表现出一种高远的心志。少年杜甫志存高远，虽不似李白那样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，但也是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。他好名马，“胡马大宛名，锋棱瘦骨成”；又喜苍鹰，“素练风霜起，苍鹰画作殊”；更爱喝酒，“性豪业嗜酒，嫉恶怀刚肠”“饮酣视八极，俗物都茫茫”。

　　少年杜甫甚至和李白一样，有着一副豪侠模样。“呼鹰皂枥林，逐兽云雪冈。射飞曾纵鞚，引臂落鹙鸧。”他和好友苏源明一起青丘游猎，纵马骑射，一箭落鹙鸧。如果说李白是一位“十五好剑术”“剑术自通达”的剑客，杜甫则是“一个骑胡马，挟长弓、箭不虚发的射手”（冯至《杜甫传》）。李白向往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”的任侠生活，杜甫也有过“所向无空阔”的快意人生。少年侠气，方可射雕，他后来写出“挽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”这样脍炙人口的名句，想是与自幼便有的豪侠精神大有关联。

　　杜甫“快意八九年”的美好时光，是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的远游经历。“在他从二十岁（731年）到二十九岁（740年）的十年内做过两次长期的漫游，漫游的区域是吴越和齐赵。”（冯至《杜甫传》）漫游是大唐盛世普遍的现象。文人士子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在长期的漫游中丰富自己的阅历，锤炼自己的才干，并且借着游学，广泛结交仕宦名流，提高声誉，谋求入仕报国的机会。李白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的时候是24岁，他从四川出发，顺江东下，出三峡，入荆楚，“南穷苍梧，东涉溟海”，遍游长江中下游一带，自谓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”。

　　杜甫年轻时候的“壮游”，首先是东下姑苏台，拜阖闾丘墓，览剑池石壁，观长洲芰荷，谒吴太伯庙，饱览山川景色，凭吊古迹名胜。735年，23岁的杜甫返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，却落了榜。但他“气劘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”，年轻气盛，连屈原、贾谊、曹植、刘桢都不放在眼里，进士落第又算得上什么打击。不久，他便再次出发，奔赴齐赵大地，衣着裘服，策马游猎，很是逍遥自在。

　　东游泰山，杜甫写下千古名句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磅礴之势，尽现大唐盛世一个年轻诗人的卓越才华和非凡抱负。一般认为，这是杜诗中现存最早的作品，大约创作于736年。从7岁“开口咏凤凰”，到《望岳》“一览众山小”，这期间佚失的杜诗不知该有多少，也不知在这些佚诗中藏着怎样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杜甫。

李白是杜甫内心的镜像

　　“李杜堂”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2024年新开的展厅，厅内所设“李白与杜甫——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”展，再现了盛唐诗坛两座高峰的相互凝望。相差11岁的李白和杜甫，家世不同，性格迥异，却有着共同的休戚，共同的关切，共同的人生理想，共同的政治志向，也有着光耀千秋的友谊，震古烁今的相会。

　　大约是在第一次洛阳科考之后，杜甫与李白相识。此时李白正因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而被唐玄宗赐金放还，在洛阳一带漫游。二人相见恨晚，携手同游，一起把酒论诗，“醉舞梁园夜，行歌泗水春”，给五千年华夏文明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。闻一多说，他们的相聚，就像“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”，“除了孔子见老子（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），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，更重大，更神圣，更可纪念的”。

　　李白的一生，求仕不得便放浪形骸。他有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”的政治志向和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人生理想。但是，他的家世和性格让他终生未能实现所愿。唐代文人求仕报国，大致有门荫、科举、军功、荐举几种。李白的家世为蜀中商贾，在那个时代地位低下，不能参加科举，更没有门荫和军功。但李白坚信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“常欲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”，他要走一条不同寻常的路，实现“济苍生，安社稷”的梦想，所以遍游天下，一边结交文人名士，一边四处干谒求荐，期待“愿一佐明主，功成还旧林”。

　　杜甫则是名门之后、诗书世家。他的祖父杜审言，是初唐有名的诗人。他的先祖杜预更是文武双全，不仅是西晋灭吴的功臣，还为《左传》作注，成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的权威注本。所以杜甫无比自豪地说“诗是吾家事”，又说“吾祖诗冠古”。杜甫的娘舅家也是名门望族清河崔氏，他的外祖母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孙女，所以杜甫又说，“舅氏多人物，无惭困翮垂”，“贤良归盛族，吾舅尽知名”。

　　杜甫年轻时期的“清狂”，不仅是对个人才华的自负，也来自对家族渊源的骄傲，对祖上功业的自豪。作为仕宦世家，他也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。数年之后，杜甫寓居长安，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写道：“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。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他自以为具有超凡突出的能力，一定很快就可以身居要职，辅助君王有超越尧舜的作为，让社会风尚重归敦厚淳朴。

　　李白和杜甫生逢盛世，都以为“奋其智能”便可成为辅弼之臣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李白42岁（742年）时被唐玄宗召入翰林院，终于到了皇帝身边。可是他那飘然无定的性格终究难以适应“皇宫规矩”，一年之后便被“赐金放还”。杜甫十多年的漫游亦未能为他打开一条通向仕途的路，科举之门也始终没有为他开启。747年，已经35岁的杜甫参加了一场皇帝亲自举办的考试。唐玄宗本想“广求天下之士”，让全国“通一艺以上”的人都来参加考试。但这次考试却成了一个笑话，竟无一人及第。权相李林甫还向玄宗道贺，称这个结果表明“野无遗贤”，有才能的人都已经被朝廷所用了。后来，杜甫通过延恩匦（一种向皇帝进言的意见箱）给皇帝进表，投书三篇《大礼赋》，玄宗果然大加赞赏，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，考完却再无下文。

　　“三十五岁以前，是快意的游览”“三十五岁以后，风渐渐尖峭了，云渐渐恶毒了”（闻一多《杜甫》）。李白失意之时，更加纵情诗酒，一边喟然长叹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，一边仍然坚信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。杜甫则不同，他虽有与生俱来的“清狂”，但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染，终究放不下求官入仕的理想，“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”。他在长安多方干谒，也写了不少求荐信，但终无回音。

　　大概是家庭变故让杜甫的生活陷入窘迫困顿，他没有了裘衣骏马，也失去了狂放的资本。寓居长安，不得不靠陪达官贵人们诗酒宴游获取一些生计。他说自己平生的抱负全部落空，“青冥却垂翅，蹭蹬无纵鳞”。

　　此时的大唐表面繁盛，实则暗流涌动，开明盛世正在离去，腐朽堕落已滋生蔓延。杜甫身居长安，洞悉这深刻的转变，开始以人民的视角观照时局、观照社会。

　　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夕，看尽了官僚贵族种种脸色，也目睹普罗大众重重苦难，甚至连他自己的小儿也被饿死，杜甫写下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这样的诗句。长安十年，他没能让自己成为匡扶社稷的人物，却洞察到大唐王朝危若累卵的局势，“荣枯咫尺异，惆怅难再述”“疑是崆峒来，恐触天柱折”。

　　杜甫已经蜕变为人民的诗人！

　　但是，内心深处“狂放”的火苗并未熄灭。他在诗中说道：“白鸥没浩荡，万里谁能驯？”他总是思念李白。早年他就写过《饮中八仙歌》，“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”，这是对盛唐文士们乐观放达、洒脱不羁的钦羡。与李白相会时，他打趣说：“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？”与其说是对李白的戏谑，不如说是自己内心向往的投射。

　　后来，他常常想起同李白一起寻仙访道的日子，说“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”“剧谈怜野逸，嗜酒见天真”。他期盼能与李白重逢，“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”。他感佩“谪仙人”的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，预言其“文采承殊渥，流传必绝伦”。他更怀念李白“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”的洒脱人格。有人统计，现存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15首。

　　杜甫或许只是李白人生中的一个过客，是他众多诗酒朋友中的一位。齐鲁一别，杜甫就再没有在李白的诗文中出现。但是，在杜甫眼里，李白是他的挚友，是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内心镜像。杜甫做不到像李白那样超然洒脱，他深爱妻儿，要养家糊口，他看清现实，丢掉了幻想，一点点放弃内心的豪纵，回到人民中来，开始沉静思考。但在他内心深处，却总有一个李白在飘逸灵动。

草堂“狂夫老更狂”

　　成都草堂大约始筑于760年正月前后。那时，杜甫刚刚入蜀不久，寄居于成都西郊一座古寺里，在亲戚朋友们的资助下，开始营建茅屋而居。春天，草堂落成，杜甫终于有了一段恬淡安静的田园生活。

　　自从安史之乱爆发，杜甫一直生活在风雨飘摇之中，却写出了《春望》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和《北征》《羌村三首》等大批充满家国情怀和人道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。特别是在759年，他从洛阳到华州（陕西渭南）途中，目睹战后人烟断绝、凋敝荒芜的凄凉景象，写下了成就其“诗史”地位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。

　　这年夏天，杜甫辞去华州司空参军之职，携妻挈子前往秦州（甘肃天水），又从秦州到同谷（甘肃成县），年底到达成都。经过一路艰辛，杜甫对眼前这“翳翳桑榆日”“季冬树木苍”的景象感到新奇惊喜，但不免更添了背井离乡、漂泊无定的感伤：“自古有羁旅，我何苦哀伤？”

　　但不论如何，他总算可以安定下来。剑南节度使、成都尹裴冕为他在浣花溪边选了一处幽静之地建草堂，表弟王十五给他送来营建费用，在彭州任刺史的旧友高适给他送来禄米，他还向人求得桃树、绵竹、桤树、松苗、果树栽种。草堂落成，杜甫满心欢喜。他写道：“背郭堂成荫白茅，缘江路熟俯青郊……旁人错比扬雄宅，懒惰无心作解嘲。”

　　一时间，他又不自觉地狂放起来：旁人不要把我的草堂错比成扬雄的宅第，我可懒得像扬雄那样作《解嘲》来表白自己的心志。杜甫不必作《解嘲》，他的这座朴素的茅屋很快便成为“中国文学史的一块圣地”。“人们提到杜甫，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，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。”（冯至《杜甫传》）

　　闲居草堂，杜甫的心情很好，写下了许多清新的诗句。他说，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，又说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。他说“云掩初弦月，香传小树花”，又说“杨柳枝枝弱，枇杷对对香”。他在江畔独步寻花，写尽浣花溪畔美妙春光。他与邻舍相处融洽，“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“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送柴门月色新”。

　　但是，杜甫内心深处的那股波涛始终难以平静。望着眼前“自去自来梁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”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，心中却总是放不下“王师未报收东郡，城阙秋生画角哀”“安得壮士提天纲，再平水土犀奔忙”。他拜谒蜀相祠堂，感叹诸葛亮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他紧盯韦偃为他在草堂壁上题画的马图，“坐看千里当霜蹄”，发出空有骏马之志而不得用的感慨。

　　他还自谓《狂夫》：虽然自己现在过着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”的田园生活，可是与那些拿着厚禄的官场故人“书断绝”，家中稚子常常饥饿“色凄凉”，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形呢？“欲填沟壑唯疏放，自笑狂夫老更狂”。还是自己狂放不合时宜的性格吧！这是杜甫对自己狂傲疏放的一次自省。

　　杜甫的惬意归隐并没有维持多久。762年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乱，当时杜甫正好身在绵州，被阻不能回成都，只好去了梓州（四川三台）投奔东川节度使。763年正月，忽然传来好消息，安史之乱终于平息。远在梓州的杜甫欣喜若狂，写下了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：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

　　这是自离开长安以来难得一见的狂放之作。杜甫的内心再次激情澎湃，一连写下多首兴奋而畅快的诗作，憧憬着“应须理舟楫，长啸下荆门”的情形。听闻好友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消息，杜甫“殊方又喜故人来”。他回到成都草堂，进了严武的幕府，做了检校工部员外郎。但很快就发现，幕府人事复杂，加之身体状况不好，他又辞掉职务，于765年正月三日回到草堂。

　　这已不是杜甫第一次辞官了。早在寓居长安的时候，曾有人为他谋得县尉之职，他就没有接受，“不作河西尉，凄凉为折腰”。后来，又有人为他谋了个右卫率府冑曹参军的职位，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接受，并自嘲“老夫怕趋走，率府且逍遥”。安史之乱后，杜甫从长安逃到凤翔，被肃宗授以左拾遗之职，作为一个八品的谏官，杜甫以为可以实现“致君尧舜上”的理想，频繁谏言，却惹怒了皇上，被贬华州司空参军。但在赴华州途中，他看到官吏如何对待百姓，人民面临何等苦难，深感绝望，又辞职不干了。

　　如今，他再次放弃赖以维生的官职，觉得“白头趋幕府”是对自己平生志向的辜负。不久，严武病逝，杜甫再也没有留在成都的理由。“此生那老蜀，不死会归秦！”他一直盼望着回到洛阳。

　　五月，他带着家人乘船东下，从宜宾进入长江，在?州居住一年十个月，又出三峡直下江陵。但是，他放弃了回洛阳的打算，而是从荆州到了岳州（湖南岳阳），又经潭州（湖南长沙）到衡州（湖南衡阳），在荆湘流离两年多。770年冬天，船经洞庭湖，他写下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》，为自己矛盾挣扎的一生谢幕。

　　杜甫为何要离开成都？又为何要飘零湘水？从他青年时期的狂放，以及后来时时克制而又偶有表露的奔放中，似乎可以找到答案。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之后，杜甫的胸怀似乎变得更为开阔，笔力变得更为雄健，常见“掣鲸鱼于碧海中”的磅礴气势。

　　漂泊长江之上，或许是受到李白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的影响，或许是二人面对滚滚江流，不约而同生发出同样的壮阔情怀，杜甫写道：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在夔州，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，想起童年时期看公孙大娘的剑器舞，写道：“耀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气势不输《离骚》中驾玉虬、乘凤车的屈原。

　　或许是在追逐李白的狂放，或许是要凭吊屈原的豪情，杜甫从长江到湘水，一叶小舟随波而动，一路写下无数的怀念，无尽的感怀。终其一生，杜甫在追逐奔放理想与关切苦难生活的矛盾中痛苦挣扎，及至晚年，他内心的汹涌激流喷涌而出，在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荆山楚水间，在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的衡湘大地上，找到了永恒的归宿。